从科举到高考从古至今人才是怎么选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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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目录一览：

• 1、从科举到高考从古至今人才是怎么选拔的
• 2、古代更讲考试公平？宋朝15次没考上就可破格录取
• 3、宋朝的科举制度是怎么选拔人才的

从科举到高考从古至今人才是怎么选拔的

有本质的区别。科举与高考，分别作为传统教育与当代教育的代表，二者的对比研究，对当代教育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。科举，有如古代的高考，高考，有如现代的科举。两者都是竞争性的公开选拔考试，只认成绩不认人。因此，科举和高考都可以选拔出文化素养较高的人才。另外，科举与高考都是国家考试，由国家举。还有，两种考试都有严密的考试程序，这些都为当代高考沿用。科举调动了民间学的积极性和士子学习的积极性，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，有利于澄清吏治，以任人唯贤取代任人为亲.科举制的利弊：利在于：开放考试，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，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，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；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，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，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；读书一考试—做官三者联系，把权、位与学识结合起来，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；促进了文学的繁荣，如唐以诗赋取士，促进了唐诗繁荣。弊在于：明清实行八股取士，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，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，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；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，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；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，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；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，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。科举的消极作用压抑了人们的个性和求异思维。考试既成为教育的手段，也成了教育的目的，各地方和学校片面追求中举及第率。片面应试的后果是考什么就学什么，科举考人文知识，自然科学知识便无人问津，强化了重治术轻技术的观念，巩固了官本位体制。而现代高考激励青少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，在选拔人才、振兴科教、发展文化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。在当前关于高考的争论中，有人批评“应试教育”进而主张取消考试，于是又把对科举的认识提到了议事日程。社会风气的败坏，道德的失范，实际上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。当然，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，对此确不能忽视。高考制度是有不少局限，也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一些消极影响，但它公正客观的选拔人才，对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还是利大于弊。1958年和“文革”中废止高考都以失败告终，充分证明高考在现代中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要解决或减少高考竞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，只有不断改革高考的内容和形式，但不应幻想取消高考制度。实践一再证明推荐制受人为因素干扰太大，无法真实客观地反映出被推荐者的水平和表现。为了有效地制衡人情与关系的困扰，客观公平地选拔人才，中国人发明了考试。当今中国普通老百姓盼望的高考改革是以公平为本，高考改革首先要改掉的就是人为因素的干扰，保证高考竞争的公平性和高招录取工作的公正性。高考制度的利弊：高考,这项中国所特有的人才选拔制度，三十余年来，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高考的局限性越发明显。目前，社会上相继出现了一批“废除高考”的声音。在这种背景下，针对中国高考制度利与弊的调查研究显得十分必要。在很久以前，高考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前提条件，如果没有国家的认可，你就是本事再大也没有人会承认你的能耐。文有文状元，武有武状元，一朝高考榜上名，全家老少齐上天。寒窗苦读的学子，闻鸡起舞的武士，都是想要借高考来达到锦衣玉食、飞黄腾达、光耀门楣、金屋满堂的美好明天。高考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？看看当今的学子们都在干什么就知道了！高考本来是学子们的战场，而现在的家长们都太过操心了，恨不能亲自替孩子们去考，也好减轻一点孩子们肩上的压力。看一下今天的高考队伍，车接车送、好吃好喝不说，就单单是对孩子们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强烈愿望就让他们有些吃不消！当代的孩子们比任何时候的都脆弱、娇气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用一位先哲的话说：温室里的花，永远也长不大、长不高！考试有很多种，高考应该算是比较高一规格的考试。好的高考成绩可以直接造就出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，坏的高考成绩也可以间接的断送掉一个孩子美好的青春梦想。曾有位高中学生，就因为没有考上自己心仪的XX大学，竟然从村里的一处悬崖上一跃而下，并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，尽管命是保住了，但从此以后他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失去了自我、失去了目标，甚至于失去了自己的灵魂，成天混混沌沌，虚度光阴。如果说是高考的错，显然有失公允，这分明是该同学的意志不够坚定、想法过于偏颇所致。但教育未来的校园和家长们有谁反思过自己的过失和责任呢？高考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一纸文凭，把它看得太重，你会活的很累、很苦，把它看的淡一点、轻一点，顺其自然不是也很好吗？归根结蒂还是现代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有一些问题！比尔·盖茨小的时候，他的父母也十分关注他的成长，但这对父母没有采取传统的教条化教育方式，而是不断的促进其天赋的进一步开发和发挥。在上大学和当律师之间，他们没有硬要盖茨来完成他们的志愿，而是让比尔·盖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大学领域里自由发展，这才有了今天的微软，以及家喻户晓的亿万富翁——比尔·盖茨！记得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：课堂能学到的东西毕竟有限，必须常到社会的大课堂上去学习、去锻炼，生活就是一本看不完的无字之书，是可以看一辈子的书！考上了怎样？考不上又能怎样？从来就是调皮捣蛋者引领风尚，而规矩的学子却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事儿。正确看待高考、理性对待高考，只有摆正姿态，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在社会上正确的位置。而今的天下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、成英才，并不是所有学子都适合读课本、走教条的，另类一些、不爱读书的学子们即使走出校门也可以在社会上谋求一方乐土！关键要看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！是否肯为此付出努力！为明天而读书、为未来而高考，不要做自己本来就不喜欢做的事，不要强迫自己走自己走不动的路。要知道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！只要肯努力，参加高考只是一种形式，而非绝对的胜败之分、优劣之分！做好自己，这很重要，参加高考只是一个过程，不是负担和全部，只要努力过、争取过，不后悔、不怨天尤人就好

古代更讲考试公平？宋朝15次没考上就可破格录取

古代科举考试分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级，被录取后，对应身份是举人、贡士、进士。科举录取比例比现代高考低很多，而且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年份都不一样。唐代的录取比例相对偏低。据《通典·选举三》，唐代“贡士之法，多循隋制。上郡岁三人，中郡二人，下郡一人，有才能者无常数。”唐初大郡一般在3万户以上，以每户平均5口人来说，至少有15万人，换算下来，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/50000。到唐高宗时，录取比例开始上升。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后，录取名额大幅增多，科举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径。据《朝野佥载》：“乾封(唐高宗年号)以前选人，每年不越数千;垂拱(武则天年号)以后，每岁常至五万。”

曾任洋州刺史的唐代经学家赵匡在其《举选议》中称，尚书省考试录取，“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”，录取率大概是5%。虽然此录取率比唐初增加许多，但因考生越来越多，录取率仍较低，所以出现了《通典·选举五》所说的情况：“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。”唐朝科举各科的录取比例并不一样。据《文献通考·选举二》：“进士大抵千人，得第者百一二;明经倍之，得第者十一二。”即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在1%至2%左右;明经科录取率较高，比进士科多了10%。

进士科录取名额每次仅30人左右，故唐人李山甫诗中称：“麻衣尽举一双手，桂树只生三十枝。”唐代进士录取要求严苛，宁缺毋滥。据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上》，唐文宗李昂曾诏令礼部：“岁取登第者三十人，苟无其人，不必充其数。”可能正缘于不能“滥竽充数”，唐朝的录取率是科举时代中国各朝中最低的。据清徐松《登科记考》中的统计：终唐之世，贡举进士凡266次，及第进士为6642人，平均每次进士及第不到25人。

宋朝连考15次未中者可被照顾，破格录取

在科举考试设计上，宋朝更注重录取的公平性。据《文献通考·选举考三》记载，大中祥符元年(公元1008年)，宋真宗赵恒曾就科举中的不公表态：“贡举谤议，前代不免。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，别坐就试。”宋代对“官二代”特有的“别试”，由此而来。在公平方面，宋朝的录取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：一是录取名额向平民、庶族倾斜——科举的平民化，让一般学子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;二是扩招，增加录取名额。

其实，宋朝建国之初的录取率也不是很高，每年被录取的进士仅一二十人。赵光义(太宗)登上大位后，大幅增加录取名额。据《续资治通鉴·宋纪九》，太平兴国二年(公元977年)录取进士109人、诸科207人，加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人数，共录500人，创了纪录。

在这次考试前，赵光义说了这样一番话：“非敢望拔十得五，止得一二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。”可见，朝廷选拔人才的心情很急迫。当年参加应试的多达5300余人，基本上按赵光义10%左右的录取比例要求来录取。这一录取比例在当时是相当高的，当时大臣薛居正上奏书称：“取人太多，用人太骤”。

事实证明，赵光义的扩招是有眼光的。在太平兴国二年录取的学子中，出了好多名人、重臣。如后位至宰相高位的政治家吕蒙正，在109人进士名单中是一甲第一名，即俗话说的状元。可以讲，没有朝廷向“寒人”倾斜的录取制度，吕蒙正想出人头地很难。 977招生网

宋朝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咸平三年(公元1000年)，据《宋史·选举志一》记载，这一年进士诸科录取了740多人，其中特奏名900余人;此外，还赐予河北进士诸科350余人，又从落榜生中补录500余人。“特奏名”是宋朝独特的录取政策，用来照顾录取老的考生。宋初赵匡胤规定：凡应试十五举以上未被录取的，可不再经过考试，特赐本科出身，这是少见的照顾性质的“破格录取”，名副其实的“恩科”。因为录取率高，宋朝大概是中国古代是最容易金榜题名的朝代。在利好 *** 下，宋朝考试人口剧增。据《中国教育制度通史》上的统计数字，仅淳化二年(公元991年)，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考生就有10万之多。

宋朝的科举制度是怎么选拔人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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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朝科举怎么考

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，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，建国当年(960)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，录取了19人。为什么要录取19人呢？唐、五代以来，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，而且宁缺毋滥。宋朝的首科，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，所以挑来挑去，选了19名佼佼者。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，只录取了11人。此后数年，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，最少的乾德四年(966)仅录取了六个人，可谓凤毛麟角。

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，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？为了笼络士子，开宝三年(970)，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，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，统计一下，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。礼部经过仔细核查，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。赵匡胤大笔一挥：这些人实在不易，得了，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。在宋朝，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，叫做“恩科进士”，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。赵匡胤这次“恩科”玩儿得大了些，但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，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。此后的“恩科”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，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。

说完“恩科”这个特殊现象，还回到常规性科考上来。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，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。

“常科”就是常设之科，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，国家规定大纲、内容、时间和具体程式。除进士科之外，还有诸科，包括九经、五经、开元礼、三史、三礼、三传、明经、明法、明字等科。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，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，次年开春，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。所谓“九经”，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，“五经”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，“开元礼”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，也可以看成是实用“礼学”的专科考试，“三史”指《史记》、两《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，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，“三礼”指十三经当中的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，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，“三传”指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榖梁传》，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，“明经”指全部经书的统考，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，“明法”是法学考试，“明字”是字学考试。

关于“进士”和“明经”，则需要多说几句。从唐代以来，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，两大科中，又以进士科为最。原因很简单：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，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，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，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。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，即使考中，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，很难掌握到权力。

“制科”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，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，唐代已经非常普遍，到宋朝，逐渐形成了一些“常科”性质的制科，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。如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、经学优深可为师法、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；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、博通坟典明于教化、才识兼茂明于体用、详明吏理可使从政、识洞韬略运筹帷幄、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，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。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，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，不论是在任官员，还是山野小民，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。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。北宋名臣富弼，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，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，需要回避，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；再如苏轼、苏辙兄弟，嘉祐二年(1057)已经中了进士，还不甘心，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(1061)的制科考试，入第三等。据宋人郎晔考证，苏轼应的是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”，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——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，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：“当年应制科考试，成绩甚优，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‘直言极谏’了。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，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。”

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。以进士考为例，需要“试诗、赋、论各一首，策五道，帖《论语》十帖，对《春秋》或《礼记》墨义十条”。这其中以诗、赋、论三项为最重。所谓“帖”，全称为“帖经”，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；所谓“墨义”，即笔答经义，规定为十条。默写经书为什么叫“帖”呢，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、后句子裁去，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，让举子们把前、后补齐。除“帖经”、“墨义”外，还有回答“时务策”三条。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，不很重要，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，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，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，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。因为考题量大，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，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，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。

宋朝科举新在哪儿

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，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。相较于唐朝，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。

这方面最该肯定的，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，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、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，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。宋朝初年，请托、投献风气依旧，直到真宗时，才采用了糊名制度。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，如范仲淹、苏颂等，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：平时声名狼藉，考试成绩上佳，你录取他不录取他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。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，主考官是欧阳修。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，拿到苏轼考卷一看，眉飞色舞，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，定为状头。等到拆开糊名一看，原来是苏轼。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，总之他当主考时，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儿也很难做到了。

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。唐朝每年一考，国家动用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可想而知。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(1065)，定为三年一大比。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，没有任何改变。小说中提到的“大比之年”，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，要出状元了。

其三是文风的转变。嘉祐二年，欧阳修知贡举。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，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，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，所取文章，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“古文”，所以苏轼、苏辙就占了大便宜，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。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“旗手”，就是从这时确立的。

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。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、赋、论，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，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，一旦出韵，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。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。他给神宗上书说：“古之取士俱本于学，请兴建学校以复古。其明经、诸科欲行废黜，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。”意思是不要设那么多科，什么明经、明法，统统取消，只留进士一科。还有，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，不必再考诗、赋。理由是：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，熟知音韵，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，一旦当了官儿，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？由此开始，后世科举不再考诗、赋而专考经义。

什么叫“甲科”“乙科”

我们读古书时，经常能见到“进士甲科”、“进士乙科”之类的词语，总有种似懂非懂的感觉。唐朝的科举，最初并没有甲、乙科的区别，从高祖李渊到唐明皇前期，所有进士都称为“乙科”。唐明皇为彰显文德，下了道诏旨说：“近世没有甲科，从朕开始，就要打开甲科大门，让最优秀的人才成为天下人的表率。”终唐一代，“甲科”成为进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称。

宋朝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前期的进士考试，甲科、乙科还都是指进士而言，且甲科一定是优于乙科的。如名臣张咏，本传就明确记载他是太宗太平兴国五年(980)“进士乙科”。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、大文豪苏轼中的都是乙科。直到北宋后期，甲、乙科还都是进士分档的概念，即甲科为一档，乙科为二档，甚至出现了第三档。

到了南宋，明确规定进士考试共分五甲。如理宗宝祐四年(1256)，文天祥榜共录取了六百零一人，其中一甲二十一人，二甲四十人，谢枋得为二甲第一，其余为三甲、四甲、五甲。《宋史·谢枋得传》则说他宝祐中参加进士考试，“意擢高第矣，及奏名，中乙科。除抚州司户参军，即弃去”。意思是谢氏本想登一甲高第，结果仅仅“中乙科”，内心不服，干脆不要了。这两个材料相互对照可以看出，南宋的“二甲”和“乙科”是等同的概念，所以说南宋以后已经没有官方的“乙科”，只是民间还把二档进士叫做“乙科”而已。

到了明、清，又出现甲、乙科之称，就比较容易区别了：凡经过殿试的正规进士都叫甲科，未经殿试的举人都叫乙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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